近来，宪良兄恋上了种菜，时常在微信中晒劳动的场景与丰收的喜悦。翻土，薅草，浇水，施肥，采摘，在忙碌中享受生活。辣椒、豆角、南瓜、茄子、西红柿，绿枝绕门，花影弄窗，诗意的生活让人好生羡慕。
    宪良兄和我是本家，高我八辈，有时也称其为“八辈子祖宗”，虽辈份相差甚远，但丝毫未影响我们兄弟情谊。我们是师范的校友，他高我一届，在学校期间他就在书法上就表现出了超人的禀赋，写得一手纯正的北碑。那时学校为强化学生三笔字训练，要求每天下午练习40分钟书法，他是我们班的书法辅导员，除他来我们班辅导外，我也时常会找出门去学习，恭敬立于其桌前，观其笔法，聆其教诲，他每写完一张毛边纸掷于地，便必如获至宝般拾起，拿回去细细琢磨品味。毕业后，我们先后当了中学老师，他教历史，我教语文，后来我们又先后离开了教师队伍，到政府部门工作。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期间，每次与宪良兄相遇，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起聊书法、侃文学、谈理想、品人生。
    在我印象中，宪良兄一直是一个非常勤奋、低调且执着的人，他为人谦和敦厚，不事张扬，尊老崇贤却从不阿谀逢迎。其心存古风，不慕时尚, 不谋虚名, 淡泊自守, 一心问道，有时略显迂腐，有旧时文人的影子。他的书法学习之路与我大致相同，最初学唐楷，习颜鲁公《勤礼碑》、《自书告身帖》，后临北碑摩崖和汉碑，在《张猛龙碑》、《张迁碑》上用功尤深，得碑派书法厚重、朴浑、雄强之气。即便后来他临习二王、颜真卿和宋四家等婉约隽秀书风的名帖时，也写得古拙厚重，字里行间隐匿着北碑的影子，被同道戏称为“摩崖版”的二王或颜真卿。
    关于临摹，宪良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在临摹古帖时不必完全刻板地忠于原碑帖，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古人，突出书写性，不必计较个别点画之得失。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依据有二，一是先贤临摹经典法帖很少有在形似上下功夫的，除非是勾摹的作品，大多是对先贤法帖的重新解读，甚至再创作；二是现在部分书法科班毕业生临摹能力很强，可谓是写什么像什么，连古人的败笔或笔误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脱离字帖便无法创作了。正是对临帖的独特感悟，使他对古碑帖的书风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近年来，他分单元对北碑、汉碑和二王体系行草进行了专题研究，为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临摹与创作的关系，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临帖是存钱，创作是取钱，只有存的钱多才能取，若不存钱，何来取钱之说，十分贴切，从这点上说他算是个富翁。
    宪良兄擅长行草和隶书，近年其在全国展中屡屡获奖的便是这两种书体，观其行草，以碑派的厚拙笔法写“二王”一路，运笔果敢大胆，轻松自在，用墨枯润得宜，富于变化，涨墨、枯墨并存，满纸烟云，奇趣横生。结构奇侧取势，稳中求变，线条巧妙地穿插和变化反映出他的人生智慧和对书法艺术独特的见解。再观其隶书，格调在好大王、张迁碑之间，既存含蓄之韵，又具旷达野逸之气；既有循规入矩的，又有迭出新意的，或粗犷豪放，或苍劲庄重，或深厚丰润，或自然洒脱，给人以痛快淋漓之美感。
    前辈书法家湘人李铎先生曾说过，一个书法家的成功必备四个因素：一曰兴趣，二曰勤奋，三曰悟性，四曰路径。他说，无勤奋则兴趣枉然，无悟性则难入佳境，我认为宪良兄书法取的成功正具备了这四个因素。这几年，他连续在齐白石奖和祭侄文稿杯两次全国书法展中获最高奖，在第二届全国隶书展中获提名奖，这三个大奖，每个之间都时隔三年，可谓三年磨一剑，作为一名最底层的书法作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到专家和业界认可绝非易事，这份荣耀背后饱含了他的付出与艰辛。
   俗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我认为宪良兄在书法路上的探索似乎超越了这一自然规律，我觉得用“种豆得瓜”来形容更为准确。他种下的“豆”即反复的拟古与技法训练，收获的“瓜”则是书道思想的成熟。书家和写手的主要区别在于思想而非技法，只懂技法没有思想充其量只能算书匠而已，这是大多数习书者的通病，也是很难逾越的鸿沟，但我感觉宪良兄已迈过了这道槛。
    “十年翰墨，冷暖自知。”这是宪良兄在拿下第一个全国展大奖时的获奖感言。近年来，他以一种凤凰涅槃式的历练、苦行僧式的虔诚和不拘于时的勇气默默地耕耘于砚田，坚守着这方心灵净土。我相信，宪良兄的书法路必会像他精心呵护的菜园一样瓜丰果硕，生机勃发。
    乙未年夏月曾峰于平心堂灯下。

（曾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理事）